决定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因素*

本文的前三章从美国银行业历史上寻求安全的角度讨论资本化，基于萧条经验的资本监管哲学，以及监管对资产和资本配置的可忽略不计的影响。对影响资本数量和质量的真实因素的分析，类似于以规模、成长性和盈利能力为自变量，资本化为第一级因变量的计量经济学研究。第一层次的自变量成为第二层次的因变量，其他自变量影响它们。定量和定性的影响存在于两个层次的分析。资本化是规模和增长因素的函数，这些因素的影响根据增长条件和影响结构的政策而变化(第四章)。盈利能力也是规模和增长的函数。虽然盈利能力在短期内随一定的资本化水平而波动，但从长期来看，资本化水平会进行调整，以实现有竞争力的回报率，而不管规模和增长的差异。资本化的长期变化是通过资本的变化而不是通过存款和资产的变化来发生的，这一原则是通过对1953-62年期间美国银行的多重相关分析建立的(第五章)。在第二层分析中，两组自变量影响规模、增长和盈利能力。一组包括当地的影响。对五家商业银行的比较案例研究表明，在规模集团内，资本化的变化与地方和区域经济条件、银行之间以及银行与储蓄和贷款协会之间的竞争条件以及个别银行的管理理念有关。经济条件以外的局部变量由于相互作用，不被加权或指定为原因或结果。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管理层的其他选择受到银行历史、现有竞争安排和当地经济条件的限制。产生的资本化水平不是管理的自由选择(第六章)。在第二级分析中最普遍的一组自变量包括经济的性质、政府提供的环境和银行体系的性质。公共政策的变化是这一系列变量的因果关系。集合的独立变化会引起公共政策的变化，反之亦然。从历史上看，政策问题描绘了一种不再存在的平行关系。平行的问题包括货币紧缩(健全)与货币宽松(不健全)，财政权力集中(联邦权力)与财政权力分散(州政府权利)，安全与竞争。严格的平行关系的消失是全国范围内相互依存的经济发展以及政治和经济权力从国家转移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