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中的缅甸:与流行病和政变一起生活，贾斯汀·钱伯斯和迈克尔·r·邓福尔德(编)，新加坡，2023。345页，ISBN 978915104394

《危机中的缅甸》是基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缅甸研究中心年度会议的ISEAS系列的另一本书。尽管“伦理和方法论风险”增加(第332页)，但人们希望这个系列能继续下去，因为这本13章的书对缅甸政变后的混乱提供了罕见的见解和分析。章节遵循其作者的研究兴趣，因此本书有一些切题的贡献，并触及一些关键的研究问题。有些章节对缅甸的未来进行了全面的概述，而其他章节则讨论了非常具体的主题。第七章帮助我们理解那些加入公民不服从运动(CDM)的人背后的复杂动机和同伴压力。全书都提到了新冠肺炎疫情，但与2021年政变引发的混乱相比，这算不上是一场危机。政变后，缅甸三分之二的城镇受到冲突的影响，比政变前的三分之一翻了一番(第107页)。除了政变后死亡和流离失所的人数之外，经济影响也是可怕的:160万人失业，超过1400万人“需要紧急和直接的人道主义援助”(第237页)。鸦片、玉石、稀土矿物、赌博、木材和野生动物贸易的非法收入，以及石油和天然气，有效地保护了缅甸武装部队，使其不必关心正规经济，而且是他们“至关重要的经济生命线”(第244页)——这使得有针对性的制裁变得令人信服。这些非法收入来自少数民族地区的丘陵和山区，进一步加剧了争夺控制权的冲突。重要的研究领域当然是最困难的:中国和缅甸国防军。中国也被提及，但几乎总是顺带提及。中国正在成为主要的贸易伙伴和外国投资者——2022年，65%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来自中国(p. 250);它支持东盟的角色“部分是为了将西方拒之门外”(第38页);它继续出售军事装备，与俄罗斯一起“加入游戏的新玩家”(第38页)，支持空战。虽然中国“将军队视为变幻无常的伙伴”，但它现在看到了推动“一带一路”项目和经济特区的机会。缅甸历来对中国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表明它相对倾向于远离北京的阴影，同时也维护与中国的友好和有益关系”。然而，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是如何理解缅甸国防军。前联邦巩固与发展党(USDP)结盟的政治家只给了我们一个简单的见解，他们报告说，“敏昂莱将军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反动人物，在他周围的人中很不受欢迎”(第98页)。政变的主要假设似乎是，军方领导人真的相信他们可以赢得2020年的选举(第98页)，当结果对他们不利时，接管了国家。然而，他们对随后的抵抗“毫无准备”(第98页)。没有比允许自由选举更能证明缅甸武装部队生活在他们自己的神话泡泡里的了，因为他们期望自己能有好的表现——三次!研究需要为我们怀疑的正确假设建立一个证据基础:缅甸武装部队的“成功”(自1962年以来)是建立在好战的无知、神话和规范之上的，这些都是对任何走向和平的文明妥协概念的嘲弄。了解缅甸武装部队及其领导人的真实想法和信仰，对于预测缅甸的未来至关重要。从这本书来看，预测是消极的(第162页):军队应该被理解为“殖民政权的一种形式”，而这个国家现在卷入了“革命斗争”(第10页)。在缅族占多数的城镇，缅甸武装部队并没有假装要争夺政府的控制权，而是回到了他们的“四削减”方式，即用恐怖手段迫使民众屈服。因此，“许多缅族人开始意识到，他们与缅甸的少数民族叛乱分子有着共同的事业”(第48页)。缅甸武装部队已经关闭了自己的大门，希望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现在也不希望有谈判。Michael Dunford强调军队本身就是缅甸的政治危机，并质疑是否有任何非暴力的解决方案可以推翻他们(第177页)。自民族团结政府(NUG)于2021年9月宣布“防御战争”以来，据报道，该国大部分地区现在处于与NUG结盟的团体或民族抵抗组织(EROs)的控制之下。另一方面，到2022年9月，国家行政管理委员会(SAC)控制着不到一半的国家，并且“即使在这一地区的大部分地区也面临着重大挑战”(第46页)。然而，“没有任何政府正式承认军政府或代表Pyidaungsu huttaw (CRPH)/NUG的委员会”(第305页)。 马来西亚、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美国)和欧洲联盟都公开表示了它们与NUG的接触/对话，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等国家也“公开寻求与SAC建立关系，而且(并非偶然)”(第304页)。尼古拉斯·科佩尔(Nicholas Coppel)所希望的与缅甸军方对话以“回归民主”(第290页)的想法似乎不现实。这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问题——谁将最终获胜，这可能需要多长时间?有几章谈到了这一点，大多对迄今为止的革命成就持乐观态度。然而，Morten Pedersen更加乐观:“相信[抵抗]能在战场上获胜，超出了现实分析的极限”(第59页)。他还指出，像实皆的人民国防军(pdf)这样的抵抗力量(第113页)不能像民族武装组织(EAOs)那样越过边界撤退(第63页)。然而，军政府也无法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因此，很有可能出现一段长时间的“低强度冲突”，在这段时间里，“历史表明，缅甸国防军很可能有能力重组、重建和分而治之”(第62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冲突的回归中，武装部队已经为政治演变打开了“新篇章”(第37页)，因为“在政变造成的混乱和绝望中，革命运动已经发展起来，为缅甸指明了新的和创新的政治可能性”(第323页)。全国民主联盟(NLD)和昂山素季(Aung Sang Suu Kyi)的完美替罪羊的实验已经结束，其遗留问题是谈判解决方案不是一种选择。eao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虽然一些“军事弱小的团体”与NUG结盟，但“大多数eao的立场反映了更直接的当地考虑”(第49页)。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EAO要求独立，缅甸已经到了国家可能不再团结的地步(第42页)。如果是这样，一个“新的体制将更像邦联而不是联邦制，对几个最强大的民族拥有广泛的权力”(第50页)。缅甸与外界的关系也陷入混乱。eao和NUG希望发展援助通过他们流入他们的城镇，加强他们的合法性(第149页)，这很可能会激怒军政府停止所有援助，包括人道主义援助(回到纳尔吉斯之前)。虽然EAO乡镇可以通过跨界非政府组织离散地得到援助，但最好的正式长期战略可能是捐助者明确地针对穷人，而不考虑乡镇的控制。书中有几章对针对性制裁提出了看法。没有人主张广泛的制裁，考虑到经济和军方收入来源的二元性，这是有道理的。然而，尼古拉斯•科佩尔(Nicholas Coppel)对有针对性的制裁最持批评态度;谈论他们的“行为维度”(第289页和第293页)，只是“不满的信号”(第297页)。他的批评基于对制裁导致“政权更迭”(第296页)或“恢复民主”(第297页)的不切实际的期望。进一步的研究将包括详细研究迄今实施的定向制裁及其对军政府收入的经济影响及其购买喷气燃料等关键商品的能力。外国援助、制裁和外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迫在眉睫的人道主义危机，并推动经济力量对抗缅甸武装部队，但还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做。尼古拉斯·科佩尔谈到了对国际选择的正式限制，但这并没有阻止美国向塔利班提供毒刺导弹，支持猪湾入侵，或者在中美洲进行一连串的军事干预。此外，尽管联合国“坚定不移地支持缅甸人民”(第302页)，但它仍然无能为力，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不愿支持针对缅甸的集体行动”(第302页)。真正的制约因素是政治意愿和不激怒中国的现实政治愿望。如果亚洲的民主国家(包括印度)从美国的安全保护伞下走出来，变得更有侵略性，并愿意承受为捍卫自己的原则而付出的经济代价，那将是件好事。政变后，亚洲投资者和企业“沉默……(照常)做生意”(第246页)，虽然麒麟退出，韩国和日本签署了2021年的联合国防参谋长声明，但繁重的工作(像往常一样)留给了西方民主国家。在国际支持不温不火的情况下，缅甸可能面临又一个十年的低水平冲突，军方没有表现出“转向或放松”的迹象(第309页)。然而，这一冲突阶段与1974年、1988年和2007年的起义不同。缅甸国防军发现自己在与缅族人民作战，在尝过民主和Facebook的滋味后，“彻底毁灭的整体深刻感觉”(第32页)更加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