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生命线

成为《生命线》的创始编辑有点像第一次怀孕。我对此欣喜若狂，但我真的不知道自己会陷入什么境地。我有热情。我有视力。像大多数敬业的父母一样，我决心尽一切努力帮助“我的孩子”充分发挥潜力。然而，就像大多数善意的父母一样，我不知道对我的要求是什么。我在新出版物中的角色和责任是一张白纸。我之所以说“新出版物”，是因为当我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甚至没有我即将出版的创意的标题。AWHONN的工作人员、编辑委员会成员和我会面，经过大约三个小时的讨论，最终商定了一个名字：方向。我们应该知道，现在“怀孕”还为时过早，无法确定一个名字。不久，AWHONN总部有人否决了《指示》。我们又回到了绘图板上。时钟在滴答作响。这个孩子马上就要出生了！我们需要一个名字。我给助产士Joy Grohar打了电话，他当时是AWHONN的总裁。“Joy，”我用清脆而紧迫的声音说道，“现在只有你和我了，女孩。我们必须尽快想出一个标题。我想要一个有‘生命’色彩的标题。我希望这个标题能活着，能呼吸，能与真正的护士的实际生活相呼应。比如，life something。”Joy喜欢这个想法和这个词；我们花了一些时间来思考脑海中浮现的每一个生命头衔。最终，我们得到了它。我想Joy是那个说生命线的人。我喜欢它！就像所有婴儿的名字一样，它“恰到好处”。在我任职JOGNN董事会期间，她是一位出色的导师，在我的新角色中，她继续指导我。但每天，我都面临着作为创始编辑所特有的大大小小的任务和决定。我经常坐在我的裤子旁边。有时候很可怕。分娩很不舒服，部分原因是这根本不是我所期望的。与我之前在AWHONN地方和国家层面的领导职位不同，这份工作没有任何结构。一开始，没有编辑日历，没有人提交任何文章，也没有总编辑来处理日常行政问题。Carolyn Davis Cockey担任执行主编时，我感到不知所措，我松了一口气。尽管如此，我还是非常努力地争取第一期出版。就像任何一个好的足月婴儿一样，它准时到达，在国家新闻俱乐部的新闻发布会上，它的揭幕受到了最受欢迎和热烈的欢迎，这里根本不像一个正常的分娩室！生命线强健有力。不过，我知道我需要预测未来的增长需求。我试图找出潜在的问题，并制定处理这些问题的机制。“标准制定”、“监控”和“持续评估”等短语是我的口头禅。我担心AWHONN出版两份姊妹期刊可能会成为一个问题。我不想以兄弟姐妹之间的激烈竞争而告终。我想知道：JOGNN和Lifelines怎么能在不踩对方的脚、不烧掉作者的情况下从同一会员那里征集文章？幸运的是，Karen和我的工作关系很好。我相信，我们之间缺乏竞争为未来的编辑定下了基调。和每一位父母一样，我从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吸取了教训。尽管我是许多同行评审文章的唯一作者，但我以前从未写过社论。所以，我靠我的裤子的座位。幸运的是，我从护士的工作中回家，需要坐很长一段火车。感觉到车轮在我的座位下滚动，不知怎的让我的思绪转向了方向盘。我学会了用我临床工作中的日常事件来推动我的社论。这是一个重要的教训。在过去的10年里，我为《生命线》和我目前的出版物《母乳喂养展望》写了几十篇社论。在我看来，“技术偷走了护理的‘心脏’吗？”（《生命线》，第1卷，第2期）仍然是我最好的选择之一。每个父母都有人可以求助。如果没有我的编辑委员会的专业知识、热情和坚定不移的合议支持，我在一百万年内都无法胜任这项工作。Sheila Eckland、Victoria Fletcher、Patricia King Urbanski、Martina Letko、Mary Neumann、Nancy O'Brien-Abel、Sharon Torres和Ellis Youngkin都令人难以置信。我向董事会成员征求了所有可以想象的东西——一个人情、一篇文章、一个专家意见、一个地址、一个想法、一个倾听的耳朵——他们甚至在深夜或凌晨都提供了。 时至今日，我珍视我们建立的关系。而且，以一种奇怪的方式，生命线强化了我在个人损失后的职业获得感。当我父亲在我担任编辑期间突然去世时，我在生命线的同事们送去了鲜花。这个手势对我来说意义非凡。在我的悲伤中，我感觉25000名AWHONN成员在某种程度上“与我同在”。当我的合同到期时，我怀着复杂的情绪放弃了编辑的职位。尽管我确信我已经生下了一个强壮的孩子，但在它达到我的期望之前，我似乎就要离开了。我花了一些时间才意识到，这种未完成的感觉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我成功的确认。我带着对生命线未来的热情和憧憬离开了生命线。就像一个健康的婴儿，生命线一直在成长。